和领导病的男性“女权主义者”还能做朋友吗

2015年5月25日于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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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reat grey owl(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500974356/

接上一篇。现代性话语现在好像已经失去效用了。女权主义者继续借用现代性话语来推动女权,就会继续面对男性精英对女权运动居高临下的指点江山。这个逻辑是,“我是一个男性身体的女权主义者,我能跳出男性的特权去同情女性的处境,这无可辩驳地证明我很先进,比女性的女权主义者看得更高远,因此我对女权运动有指导权”。

可想而知,即使这种指导的确有推进性别平等的目的,它所使用的语言在本质上依然是男权的,排除妇女经验的。

在中国的环境下,女权跟男性精英对现代性的倡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男性知识分子也一向不掩饰对自己作为妇女解放之领导者的得意之情。这个情况存在于五四时期,也存在于自从毛时代以来的“妇女解放天赐论”,“超前论”。主流的观念是,中国妇女不是靠自己争取的解放,而是被同情她们的男性精英/党国解放的。她们在还不明白什么是权利的时候就被赋予了权利。中国妇女之所以对现状不满,是因为她们的整体素质低,不能适应这种超前的解放。

王政在“五四时期的女性里”也写到:

随着新文化主义者日益增长的话语和政治权利,他们对为什么需要妇女解放以及什么构成妇女解放进行了界定。新文化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一跃成为思想话语的中心后,对于他们在界定妇女问题上的新的权威地位很是得意。他们能够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妇女的自我解放表示出极度的关切。中国女权运动的著名倡导者沈雁冰(茅盾)在《评新妇女》中清楚地显示出了他的这种优越感。在他看来,妇女撰写的以妇女解放为主题的文章只是证明了作者们对于西方思想和文学理论的无知。由于这些文章”专做人人皆知、报报皆见的话“,因而毫无价值。他对妇女作家缺乏书本知识而感到悲哀,以一个新文化捍卫者的口吻告诫她们:”我还劝做新妇女各位女士,将来读好了书一定要发表意见时,还是不要‘自立门户’的好,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不求分量的多,应求程度的高呵“。

呵。
呵呵。

讲个故事吧。

我认识了一位工科phd,此人常年在北欧留学,自称上学时期受到丹麦,瑞典等优秀的女老师的影响,读了一些女权著作,非常推崇瑞典的女权主义,每每在科学网上写文章宣传的男女平等,我也自然把他当成女权的同路人。

直到今年三月份青年女权行动派五姐妹被捕时,他发表评论说

我。。。。。

固然大家对女权运动中的行动派有不同的看法,女权主义者们互相批判也是常有的事,但是关于五人被捕事件,我最欣慰的就是看到全球范围内女权主义者们对五姐妹的大量声援, 超越了国别和代际的隔阂。声援者中里面不乏著名的学者政要,但更多的是普通人的参与。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不光是占据了各大主流媒体,甚至渗透到了瑞典小城镇的地方报纸上。在我做家教的家庭,我的学生告诉我说她们班好多人一早就参与了要求释放五姐妹的网络联署,她反而是最晚知道消息的。这无非是在说,大家有这样一种共识,认为反性骚扰的活动天经地义,志愿者因为反性骚扰而被捕是不能接受的。

可是这位大哥,人也生活在瑞典,在运动者被捕的时候说这种落井下石的话,真的还能做朋友么。。。站在决策者的角度指导女权运动该怎么做,指导女人该关心什么女权问题,这个领导病真的大丈夫?到底是就业歧视更重要还是性骚扰的问题更重要, 这是个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到底该由谁来定义女权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我傻傻地跑去跟他争辩了

效果是这样

这一刻,简直就是茅盾附体有没有??!!

这些观点总结一下就是,女权运动需要搞,但是要在他的指导下搞,如果有人搞了他不能理解的议题就是异端,愚蠢,哗众取宠,没读过书,不了解情况。。。

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学到“我比女人更能定义女权运动是什么”的想法的。只看见精英的光环哔哔哔地发着激光,把优越感扫射到每一个不赞同他的人身上。。。所以呢,我没法跟这种启蒙者气质的精英们做朋友了。。。

不过他也说到了一个点,跟他争论没有意义,不如写出自己的想法。

可是我何时能练就他这种一分钟码五百字的超能力啊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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