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一个流水账，我想尽量写出我印象深刻的部分，以及我之前所知的与书中内容相应的部分。
我是在毛象上看到有人推荐这本书，看到以后就立刻订购了。我并不了解Tahir这个人，但是对纽约时报的文章有点印象。我对新疆，维吾尔人和集中营事件的主要知识都来源于曾经住在我家一年多的一个维吾尔好友。跟Tahir一样，我的朋友A也是在2017年这个已经几乎不可能逃出来的时刻逃了出来。但是这位好友A是民考汉的维吾尔人，跟我同龄，出国之前已经在北京生活，多年不住在新疆，所以她的视角跟比我们年长半个世代并且是住在新疆，以维语写作的Tahir的视角肯定不一样。我觉得觉得无论如何都要读这本书，听见看见另一个亲历者故事是我能做的最低限度的努力。下面内容里作者指Tahir，A指我的这位曾经是室友、现在依然很亲密的朋友。
我是在去巴黎玩的时候读完了这本书。巴黎有我的另一个好友，他听说了这本书他自己也要买一本，但是可以先看我的，我就在看完后把书留在巴黎了。所以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手边并没有书。这本书是根据作者的记忆来写的，我又凭借自己对书的记忆来写读后感。这本书里的事情发生的时间大部分是2017年夏季和之前，作者过了三四年才真的有精力去写这本回忆，2023年夏天出版。作者的回忆隔着时间，隔着重洋，隔着无数的牢笼和铁窗，还有无数对话的打捞和对证，依然准确生动，把我带去那些风声鹤唳的恐怖瞬间。我的阅读，带着我总体上作为汉人对少数民族的无知，带着我对新疆和维吾尔人的一知半解，带着我本人在十多年前就经历过的铁拳，抄家，被监控的记忆，这份阅读变得十分沉重。那几天在巴黎游历的间歇里，我坐在地铁上读这本书，常常就哭了出来。
书中其实也有谈到巴黎，Tahir和夫人在大逮捕的前些年曾经短暂的参加了欧洲八天跟团游，巴黎是其中一站。他们在这里见到了多年前因为政治迫害而逃亡去瑞典的好友一家，听好友夫妇讲述了逃难途中九死一生的曲折故事。印象深刻的部分是当好友夫妇登上了从土耳其偷渡去希腊的小船却在黑暗中走错方向，飘回了土耳其海岸时，饥寒交迫的两人因为维吾尔人的身份而迅速得到了土耳其宪兵的帮助，怀孕的妻子得到了检查，宪兵还建议他们立即去登记，说维吾尔人的身份就能帮他们拿到居留许可。他们最终没有选择在土耳其停留而是选择了再次偷渡去希腊，最后到了更北的瑞典登记，定居，最终安顿在瑞典，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Tahir夫妇和友人夫妇在讲述和听这个逃亡故事的时候泪流不已，分别时，他们在巴黎的地铁上坐错了方向，这时他们偶遇了一个土耳其人。这个没有留下姓名的人不仅帮他们找对方向，还送给了Tahir一串念珠。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很感慨，突厥人的身份认同竟然可以是这么深刻的，这样一个身份可以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我想不出来自己有任何一种可以相比的身份认同，能因为一种身份而在陌生的国度得到陌生人的帮助。如果让我实事求是的评论我的老中人+华人身份，我的身份认同可能仅仅在于文化和饮食，以及一些习俗上。华人身份完全无法给我任何“普天下华人皆兄弟姐妹”的感受，想都不敢想。对有些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来讲，一个很痛苦的现实，就是此生受过的最严重的欺骗和伤害是华人给的。
说到这里其实也跑题了，这是我阅读里印象深刻的点，却不是真正的重点。重点当然是作者的关于集中营大规模抓捕维吾尔人的这段记忆。2023年末的时候，我问A老家那边现在什么情况，还有没有人在集中营，她说据她所致之前被抓进集中营的都已经回家了。加上最近中共反复对内对外宣传，新疆好得很，维吾尔人过得好得很，集中营是假新闻，中间隔着新冠不明不白的两三年，似乎整个集中营事件已经翻篇了一样，失去的自由，剃光的头发，就这样烟消云散了。波及全国的新冠都能说翻篇就翻篇，何况是在其发生的时候就是掩人耳目，不为人所知的集中营呢？
Tahir作为亲历者的这段记录极其重要，任何能保存下来的记忆都极其重要。在巴黎的几个夜晚里，我睡不着，想起书里的情节，还有A的遭遇，眼泪就刷刷下来。看他们准备出逃的那一段真的看得我心惊胆战，虽然我已经知道结局，知道他们是跑掉了，但是中间那些反复曲折的故事让我屏住呼吸。
任何在没有知识的情况下就否认集中营问题严重性的人，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关于集中营的数据，更是维吾尔人的生存体验的知识。Tahir讲的生存体验跟A讲的完全吻合。A因为年龄的问题，她能看到的时间里，维吾尔人的处境就已经恶化得厉害了。但是Tahir的世代还经历过八九民运，经历过思想上更激荡更开放的年代，他看到的恶化是在一个更长的时间里言论的相对自由从有到无，空气日渐稀薄，日渐让人窒息的过程，目睹整个过程的人想必更加痛苦。曾经有公开的维吾尔异见人士到没有的过程。在集中营之前，作者纵然可以用才华，事业还有家人的爱来筑起一个小小的气泡，可是这种令人窒息的环境对于任何一个有头脑又有心智的人而言，ta怎么可能真正感到快乐和安全？
逮捕是有序列的。最先消失的是底层的人，那些离开老家来大城市打工的人，最先被召回自己的户口所在地的乡镇并被逮捕。Tahir讲到，在集中营之前新疆也有过很多次政治风暴，但这些风暴哪怕在地方上很严重，也不会刮到乌鲁木齐。集中营时代的大抓捕进行到夏天的时候，街上已经空空荡荡。只要看过任何一个关于二战犹太人处境的电影或者纪录片或者书，都会发现相似性。先把“他们”标记出来，然后有顺序地限制他们的自由，有顺序地抓捕他们。先是比较小的自由，慢慢的，一切都可以被视为犯罪，昨天还可以的活动，今天就被视为分裂主义。无数在过去通过了审查的出版物被翻出销毁。维吾尔人见面和告别时的日常祝福语被视为宗教极端，被禁止拍摄进电视剧。刀具被刻上名字，肉铺的砍刀被铁链拴住，固定在店员的工位上。街道上到处是便民服务站，也就是警察岗。每个商铺里的普通人都被动员起来加入反恐维和，也就是在汉人的指挥下不断演习，拿着他们被迫自己花钱购买的警棍在街上集合，行军，去对抗那并不存在的敌人。这里面的羞辱和玩弄让我觉得党国在给自己培养敌人方面真的是有一套。我想象如果是我作为一个书店老板被迫买了全套反恐装备在大街上表演反恐演习，被没完没了地折腾愚弄，不让过日子，我能忍住说不去用棍子打指挥我反恐的人吗？真的难说。
因为出国这件事被打上了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烙印，护照既是可能让人逃出生天的救命稻草，也可能是迫害的借口。大部分维吾尔人一生都没有机会拿到护照，拿到护照的人也变得开始害怕护照，大量的护照被收缴，有些人甚至因为恐惧而主动上缴护照。在一个不给人自由和尊严的国度，或者说，在一个不让人过日子，连呼吸都是错的国度里，被迫害的人不仅要忍受屈辱和不公，而且连逃出去的机会也没有。我想起来Tahir那个之前带着女儿在美国交换学习的学者朋友。他能出国学习是靠了两个朋友的担保，这个连坐制度让逃亡变得更加困难。那是2016年，风声已经紧了，大家都觉得危险临近，但是这位友人最终因为不想连累朋友而回国，立刻就被收走了护照，一个月后，大逮捕就开始了，他也没有幸免。
我读到作者全家拖着行李在北京游荡，无人肯接受的惨状，心里很痛。维吾尔人住不了普通酒店。我曾经跟A聊起，我在国内的时候喜欢穷游，那时候年轻没有钱但是有的是时间和好身体，一点点钱就能坐慢车坐公交满世界跑，住最便宜的地方，到处慢慢逛，也觉得自在好玩。A说她在国内的时候从来不享受旅行，哪怕是公务出差也都是烦心的，在火车站和酒店都要随时随地接受纠缠。出国旅行是她唯一感到不被环境所威胁的时候。因为在国内旅行困难，要么住不了店，要么住进去会被警察骚扰，所以作为维吾尔人仅剩的选择是要么不要出行，要么出行就住五星酒店。因为某种原因，贵价酒店被骚扰的可能性低。她称之为交了歧视税。
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也是A提到的普遍处境，不管专业是什么，文科理科工科都一律找不到工作，最终能“上岸”的方式是加入体制，进入“维吾尔人监控维吾尔人”这个体系，成为系统的一份子。利用一部分人来维稳也是分裂抵抗的方式吧，因为都没有出路，那么有一点点出路的人也更容易被这条出路腐化。作者讲到他去租房时原本喜欢的一套房子，因为房子主人虽是维吾尔人却完全站在殖民者立场上的话而倍感厌烦，放弃了租那套房子。
Tahir作为知识分子精英，虽然很多年前已经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尝过铁拳，依然盼望能靠自己是成功的电影导演和中产阶级身份以及住在新疆省会这些buff熬过风暴。润说起来容易，可是人到中年已经有了家庭和事业的人，哪个愿意就此放弃前半生的全部，连根拔起？在新冠被封期间，很多汉人也说要润，润到最后不了了之，大部分还是难以放弃自己在国内拥有的一切。对维吾尔人来讲，润不是普通的移民国外，在集中营大抓捕的背景下，润是真正的逃亡，意味着被国家视为政治上的敌人和叛徒（政治难民的身份），也就意味着和国内亲友切段关系，不知哪年能再相见。作者讲到两次对父母不辞而别，看得我心如刀绞。他父亲曾经在他蒙冤入狱又回归故乡时说到，准备远行的孩子应该先得到父母的祝福，那次经历让他羞愧难当。而到了大追捕逼近时，作者决定带家人冒险一博，而这次逃亡的结果是他的父母需要主动跟当局保证跟他断绝关系。
我想起我跟A第一次在我家见面讨论合住计划的时候，还是新冠大流行的第一年。那时候国内是封锁政策，航班熔断，我担心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国见到亲人，心里郁结，可是一看到A，我突然意识到，天呐，她可能根本不知道这辈子何时还能见到父母，我们抱着对方就嗷嗷哭起来了。
我现在想到这个也会哭。我知道她跟父母关系也不算非常好。我跟我父母关系也不好，但是如果说这辈子都可能见不着了，也不知道那一年能见到，也不知道会不会中间经历生老病死就见不了最后一面，我不知道做何感想，我不能接受。我打下这些字的时候还是在哭。2024年初我回国了一趟，这时候已经快五年没有回国，经历了新冠被祖国拒绝的那几年，似乎实现了心理断奶，对国内对老家都没那么想念了，觉得不回也可以。但是“不回也可以”是我的决定和感受。“不回也可以”跟“有家不能回”是两码事啊！我可以做到不回也可以，但是不能接受“有家不能回”，不能接受再见即是永别。现在集中营似乎已经是过去，就像中共历史里面很多不让提及的假装不存在的过去一样，当局想让它变成一个无中生有的假新闻，掩饰事实。但之前逃出来的维吾尔人能回家吗？能安全地见到家人吗？维吾尔人能自由地离开中国吗？这些问题一问便知道太平表象的虚假。
在A住进我家之前，我已经看过一些关于集中营的传闻还有维吾尔人处境的文字。我以为我是懂得一些的，但是真正聊起来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举个例子，我曾经说因为做民运的朋友被捕，以及民运的参与者多被警察和国宝骚扰监控的事情，我觉得我能理解维吾尔人的处境，A立刻告诉我，不不不，根本不是一回事。做民运的人选择了去做民运，这很勇敢，但这毕竟是一种选择，你选择做的时候多少对风险有点了解，你也大可以选择不做。维吾尔人是生来就是维吾尔人，而且写在身份证上，板上钉钉，是在为一种自己不可选择的身份而被关押，被当成恐怖分子，被歧视被侮辱被骚扰被监控。这是不一样的。对这件事，你没有任何选择。不管你多么努力地学汉语，考大学，甚至进入公务员系统，那你也永远是被怀疑的对象。
那一刻我深深感觉到了我作为多数派汉人殖民特权一方的无知，或者直接应该说是傲慢。也许更能跟“与生俱来的身份”相比较的是作为女性的身份。这是一个让我直接跌进二等公民，一个在中原农村汉族家庭里可能直接导致被剥夺生命的身份。但作为二等公民的女性依然是普通劳动力，生育资源，不管怎么样也没有被认为是潜在的危险的恐怖分子。我仔细琢磨，想理解维吾尔人的处境，需要结合好几个不一样的身份和经验去想象，需要能想象的无休止的政治迫害，需要有日常歧视和区别对待，还需要有与生俱来的身份界定。我知道我永远无法真正完全理解，就像相比于我而言拥有大量特权的 f（白金蓝瑞典人） 永远不能真正体验我的经历和感受。这是我要承认的事实。但我可以努力，为了理解和共情，我总是可以更努力一点。我们都可以更努力一点。这种努力是保持人性的必要。能体察并且痛苦她人的痛苦，这是文明的防线，因为不忍而选择反抗，任何形式的反抗，因为为她人的痛苦而心痛，从而决定做些什么，任何事。我还是相信这样的努力会帮助我们不至于跌落地狱。我们之所以跌落地狱，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做这样的努力。也许努力了，我们还有希望能从地狱里爬出来（能的吧。。。还能吗？。。）。地狱在这里是个比喻，我不信宗教，但是对绝不应该发生的人间惨剧，我只想用地狱来形容。我讲的我们指的是我们全部人，不论是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汉人，犹太人巴勒斯坦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我不想有任何一个人跌落地狱。
因此我推荐这本书，推荐每一个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从试图了解做起，从最低限度的努力做起。祝福作者的生活，祝福坚韧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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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分裂主义”的基本观点：两口子过不下去了都还允许离婚，两个民族在一起不开心，为啥不让分。这个傻逼苏联民族制度到今天看到后果了吗？苏联全是以民族为单位分家的。殖民历史就是殖民历史，洗不白。并不是因为殖民者是汉人不是欧洲来的白人就能把殖民这件事洗白了。再跟我讲高考加分和生俩孩子说明他们受优待，过得比汉人好，那我祝你也能高考加分生俩孩子并且喜提集中营，走好不送。（对不起，恶毒诅咒了，因为我觉得这么睁眼说瞎话的人没有良心，我就没有耐心了要骂人）。
那么怕分裂， 到底怕的是什么？民族自主自治到底触犯了谁的利益？为什么分裂主义是比别的什么话题都敏感的政治红线？敢骂政府的人也不敢说支持民族自治？不敢说反对汉人的殖民主义？这一切规则，到底是站在谁的利益和立场上制定出来的呢？
我对“恐怖主义”*的基本观点：反对一切针对平民的无差别暴力，以及反对这种把全部人口当作潜在恐怖分子的“反恐”政治（这在本质上就是恐怖主义，无差别针对平民的暴力嘛）。这种反恐政治百分之百没用，百分之百是在给自己培养更多敌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不认为恐怖袭击是正确的反抗，但是只要不停止压迫，这种反抗就会继续下去。与其对抗“恐怖主义”，能考虑下别再压迫了吗？
*恐怖主义之所以打双引号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概念必须批判性对待，因为如果套用我觉得合理的定义“针对平民的无差别暴力”，那恐怖主义绝对不仅仅是主流定义的（别假装你不知道主流定义的恐怖主义是啥），因为各方做的针对平民的无差别暴力可多了，我觉得该算的得都算上，平等地算他一个恐怖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