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家庭【第二期】

2017年2月24日于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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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reat grey owl（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607976258/

18和19世纪的单身妈妈
在18世纪的瑞典，未婚生育子女是一种犯罪。不过只有女人被治罪，因为是她诱惑了男人。男人对自己的性欲可没什么责任。如果这个女人很穷，没有自己的财产，那她也不会有什么权利。在怀着身孕被抛弃的情况下，她根本不可能声张自己的权利。她已经犯下了所谓的荡妇罪，这意味着她必须去教堂里对神父认罪。

她得站在一个特别的台子上（称为荡妇台）向民众认罪。这当然是非常羞辱人的。这项惩罚在1741年代时候废除了，因为发生了多起未婚妈妈杀死孩子并自杀以求逃脱羞辱的惨剧。之后的未婚妈妈可以在没有外人在场的情形下向神父认罪。这项惩罚在1855年也废除了。

直到1864年，一切的婚外恋情都被视为犯罪。不论男女都要为婚外性行为支付罚款。婚外所生的孩子也饱受折磨。婚外所生的孩子被称为私生子，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继承家庭财产。

直到1942年教会才废除了一切跟婚外性关系有关的惩罚。总结一下，未婚生育在过去对女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耻辱，而女性自杀的最常见原因就是未婚怀孕。在之前的年代，对女人来讲能维持生计的唯一方式是结婚，而那些未婚生育的女人却很难再找到愿意跟她们结婚的男人。那些有钱的女人可以掩盖起自己的“罪行”，比如她们可以搬去其他地方生下孩子，把孩子托与他人抚养，过几年后再把孩子接回家，假装成领养孩子。

1970年以后，对单身妈妈的羞辱终于成为历史。今天的人们只会在书上读到羞辱会怎样摧毁单身妈妈们和孩子们的生活。

结婚：比生孩子还重大的决定

对今天的年轻情侣来说，结婚变成了比一起生孩子还重大的决定！

Anna Berg和Arne Damström是乌普萨拉教会家庭咨询局的员工，她们在工作中发现，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结婚的不确定性在比生孩子的不确定性还大。

-这感觉好像是人们觉得为人父母嘛总是可以的。但是结婚？成为丈夫和妻子？真的要这么做？
-比如说，现在有一对意外怀孕的情侣。两人都有点想要孩子，所以就“中招”了。也就是说俩人多少都有点想做爸爸妈妈了，但两人都并没有明确要孩子的计划。
乌普萨拉办公室的经验跟哥德堡咨询局的相一致。Stina Eklund 和 Monica Wermelin在访谈了许多前来咨询的年轻情侣后写出了一篇社会工作的硕士论文。

她们声称结婚是一个带给年轻人很多困扰的问题。这个决定如此重大，有时候甚至会摧毁整个亲密关系。情侣们会一直纠结现在是否要许下诺言，以及是否可能这么做。两人爱得够深吗？我爱得够多吗？我的伴侣呢？

相比而言，生孩子的决定反而显得更随机了。这让研究者们很吃惊，就像Anna Berg和Arne Damström感觉到的那样。

“一起生孩子跟结婚相比反而是小事了。人们对一起当父母要比经营婚姻更有信心。总的来说，年轻的情侣们对对方为人父母有很正面的期待，即使知道将来可能会分手，他们也对对方共同抚养孩子的能力深信不疑。”
这一现象让研究者们提出，对步入婚姻的不安全感也许与人们内心深处害怕自己会变得依赖于伴侣有关。把握好亲密关系里亲密和距离，是否真的很难？

Eklund和Wermelin总结道，在我们的时代里，人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经历了很多亲密关系，也从小目睹了很多分手/离婚，比如在幼儿园，课外兴趣班或者学校。她们写道，我们教会自己相信，人是可以代替的，独立才是成长中的最重要的口号。

她们写道，一场婚姻要把爱情，工作和育儿全部纳入囊中，这在今天的很多人看来都不太现实。或许我们开始回归到古代那种把爱情和婚姻分开来看的婚姻理念了。

现在我们至少已经把亲密关系和育儿分开来看了。家庭关系处在变革中，亲密关系和育儿的联系不再是理所当然的。

Christina Sedwall

40%的爸爸们休育儿假！

从1974年起休爸爸假成为可能。在瑞典，所有的爸爸们里大概有40%的人会休爸爸假，但是他们只用了16%的育儿假。爸爸们选择休假育儿的好处有很多，当然也会有一些缺点。

孩子与父母双亲的关系都会改善
爸爸会成长为真正的爸爸，当他一个人跟孩子相处并学会如何靠自己处理好一切时
很多男人说他们在爸爸假期间变成熟了，这让他们在工作中受益
妈妈可以从家务和育儿中解放出来，这让她获得更大的空间和自由
传统的家庭性别角色得到改变
就业条件变得更均等—现在男人和女人都是有“家庭束缚”的劳动者了
分手/离婚的风险减少30%，再生一个孩子的可能性增加15%
爸爸通常是家里挣得最多的。休爸爸假可能导致家庭收入的减少。
爸爸假并不能保证平等。就算他花了更多时间跟孩子相处，也未必一定会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
如果人们想平分育儿假，那么休假的灵活性可能减小。

如何维系一个家
当来自哥德堡的38岁的Jonas Udd休爸爸假时，他与两岁的女儿Ida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但事情不仅如此。他还把离婚的风险降低了30%

浪漫的夜晚和烛光晚餐总是短暂的。忘了那些珠宝，玫瑰和甜言蜜语吧。想拯救婚姻的男人应该多花时间陪孩子。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社会学研究机构发表论文称男人休爸爸假可以把离婚的风险降低30%。

Jonas Udd听到这项研究时一点也不吃惊。

-这样男人才能更了解为孩子和家庭承担责任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且家里也更平等了。
家庭问题咨询专家Sverker Wadstein说，

-当两人都休育儿假时，人们将用另一种方式分享彼此的生活。
-男人对家庭生活感兴趣，这对亲密关系是很有意义的。这可能会影响那些在考虑离婚的女性。
在一项涉及3000对父母的研究中，人口学研究者Livia Olah跟踪了他们从生第一个孩子到孩子年满16岁的这段时间。她说，

-爸爸假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为人父母意味着什么，并且能使家庭更稳固。
-研究同时显示，如果爸爸们为第一个孩子休爸爸假，那么他们会生第二个孩子的可能性提高15%。
也许Ida的父母，Jonas Udd和Ann Kim应该感谢爸爸假的存在，因为他们已经在等待第二个孩子的出生了。

-我希望我能为第二个孩子休更久的爸爸假！这就得求孩子妈妈转让点假期给我了！

Johan Taubert来自二次离婚家庭的女孩的故事

我也不知道我这么做对不对—-这可以叫做双重生活吧。大概从一年前起我开始偷偷地见我的两个哥哥。他们跟我差不多大，我15岁，他俩一个15岁一个16岁。我们在一起特别开心。我们，我指的是我妈妈，她丈夫，也就是我的继父，虽然我从来不喊他继父。因为我不喜欢继父这个词。听起来跟灰姑娘似的。不管怎么说，他在跟我妈结婚之前已经有两个儿子，就是我的两个哥哥们。他们一直跟他住在一起，所以我家有我，妈妈，继父和他的两个儿子。就像一个普通的五口之家。
我记得第一次见他们是五年前，1997年的十月。那时起我已经知道我们将组成一个新的家庭。他们将成为我的哥哥，继兄弟。我相当紧张。我妈挺喜欢他们的，他们的爸爸看起来挺友善的。我真希望他是我亲爸，因为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爸爸。用他们的话说，我爸是“缺席”的。
我经常想起我和哥哥们聊起来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我说他们简直糟透了。我感觉跟上前线似的，或者跟要受审似的。我当时感觉他们又讨厌又丑又蠢又笨，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们已经有彼此了。我真是大错特错。现在我这么爱他们，因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我们总是聊起来这件事。可现在我们只能偷偷摸摸地见面。
事情发生在一年前。当时我以为我妈跟我继父会生自己的孩子了，结果不是这样。结果恰恰相反。他们不爱对方了，离婚了。他们并不在乎我喜欢跟哥哥们住在一起的事实。相反的，他俩成了敌人。现在我得对我妈表示某种奇怪的忠诚了，她强调说我应该不要脑子里想着这几个人，就当他们不存在。如果我妈跟我继父知道他俩离婚后我和哥哥们还在偷偷见面，他们肯定会气死的。说真的，有时候我真的希望他们已经知道了。这样我们就不用躲躲藏藏了。我确实有两个哥哥，我想继续跟他们在一起。
以后，等我离开家以后，我会做所有我想做的事。当然每个人都会某种程度上对自己的妈妈有意见。但我希望以后我会找到一个人结婚然后永远在一起，至少到我们102岁。然后我们会握着对方的手一起死去。
另外啊，我还在继续见我的继祖母，就是哥哥们的祖母。她特别理解我们，当然这事儿我妈也不知道。
Tendens，瑞典电台P3

待价而沽的孩子？
在今天，因为种种原因而不能自己生育孩子的情侣们有了更多的希望。但是代孕在瑞典是非法的。所以情侣们转而去印度或者美国寻求帮助。那里有专门做这种服务的公司，会处理好所有的法律和文件手续。

有一对男同性恋情侣Erik和Henrik在结婚了几年后觉得是时间要孩子了。他们希望能跟孩子们一直住在一起，所以跟找一对拉拉情侣生孩子然后轮流抚养孩子的想法并不是个好的选择，因为他们不想做那种一周轮流一次的父母。他们倒是很愿意收养孩子，但是他们也明白一般国家都不太情愿同性恋家庭收养它们的孩子。他们觉得这没啥指望。

他们唯一的希望是雇佣一名代孕妈妈。所以他们去了美国找代孕公司。第一步是选择一个卵子捐献者。他们在一个很大的名录里看到了许多不同的卵子捐献者，每个人的名字旁边都有详细的信息，描述捐献者的长相，身高，发色和瞳色，甚至还有教育程度和兴趣爱好。卵子捐献者并不是匿名的，所以如果愿意的话，将来有机会找到她。他们选了Mary，她看起来最像两个人的样子，而且她热爱运动，玩儿乐器，是个音乐狂热。这跟Erik和Henrik的爱好相一致。

Erik和Henrik付了一笔钱给Mary感谢她捐的卵子，卵子之后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形成胚胎，植入代孕妈妈的体内。这时候他们已经选好了代孕妈妈，她叫Alice，已经有了两个自己的孩子。她不想养更多的孩子，但是她愿意帮别人生孩子。总共30万克朗加上其他七七八八的医疗费用，她怀胎十月，然后生下了一个男孩。孩子在瑞典长大，他们家偶尔会跟Alice联系，并发照片给她看。他们计划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会让儿子知道卵子的捐献者是谁，甚至跟她取得联系。

单身妈妈

Sara已经厌倦了亲密关系，但她非常想生个孩子。在瑞典，人工授精的服务只对拉拉情侣开放。2012年的时候议会在讨论是否要改变规定，把这项服务向单身女性开放，但这件事还没有下文。而这个服务在丹麦是开放的，所以在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之间跑了几趟之后，Sara怀孕了。她可以在表格里面选择是否要知道精子捐献者的身份，她选了匿名。她也可以选择对方的长相和背景，但她拒绝了这项选择，因为她不想“设计”自己的孩子。

现在Sara已经做了三年的单身妈妈，从来没有一秒钟后悔过自己的决定。她属于自愿单身生育的妈妈这个一直在壮大的群体。就她自己而言，她觉得单亲妈妈经常被形容为自大狂或者吹毛求疵的事业女性是件挺糟心的事。